潘汉年会见汪精卫，谈了什么？为何事后没有及时向中央汇报？
1943年春末夏初，华东形势骤然紧张，有消息说，汪伪军又将有大规模的“扫荡”根据地的行动。
新四军和华中局的领导因为得不到确实可靠的情报，只凭传言是无法做出准确部署的。
在此困难情况下，一向不避艰难险阻的潘汉年立刻向华中局领导饶漱石请缨：他要亲自再去敌占区一趟。
一是可以直接找李士群获取第一手有关“扫荡”情报，二是趁机对上海情报据点工作做一番检查部署。
饶漱石正急需掌握有关敌伪“扫荡”行动的情报以指导全局。潘汉年亲自出马，无疑是对他的工作的有力支持。他立即表示同意。
于是，潘汉年带上政治交通员何荦前往上海。一路上因为有安排好的交通线，相当顺利。
到达上海后，潘汉年首先向坚持在那里工作的张唯一、刘人寿等人了解了这一段时间的工作情况，然后就约定和胡均鹤见面。
在见到胡均鹤之后，便提出要直接和李士群见面会谈。胡均鹤说：李士群目前不在上海，而在苏州。要和李见面会谈，只有到苏州去。
潘汉年想到，此次主要任务是要见李，便决定第二天就由胡均鹤陪同赶到苏州去。
可是，到了苏州之后，又听李士群在苏州的家里人说，李士群已到南京去了，说有事可直接到南京去找他。
这时候，潘汉年觉察到李士群此番的态度似乎有些异常，不像原先那样积极主动。
他估计李士群是知道他南下的。李的手下人不可能不将消息告诉他。但李为什么不积极安排和潘汉年会见呢?
究竟是偶然的繁忙，还是有意避开，或者还有什么另外的目的?潘汉年一时也判断不准。
经过反复考虑之后，潘汉年决定还是应当到南京去一趟。
因为此次南下的主要任务是和李士群见面，从他那里摸底。自己也正可以去南京探个究竟。
于是，潘汉年便继续由胡均鹤陪同乘坐火车前往南京。
到南京之后，胡均鹤将潘汉年带到李士群的家里。李又不在家，据说是去见汪精卫了。
在李家，由李士群“特工总部”的另一个头目杨杰负责接待潘汉年。
他以“肖先生”的称呼向一些汉奸头目介绍潘汉年，并称他是李士群的朋友，从而使潘汉年的此次南京之行公开化了。
当天晚上，由杨杰出面宴请潘汉年。饭后，送潘到一家高级旅馆休息，还派人去陪着打麻将，直闹到深夜为止。
第二天上午，李士群正式会见潘汉年。李士群不谈有关和新四军的联系问题，却首先谈了一通所谓的当前形势。
他说现在日本人重视和重庆方面的联系，想依靠重庆来搞“和平运动”。接着，他就急切地对潘汉年说：
“汪先生目前心情不好。他打算搞议会政治，听说你来了，很高兴，他想和你谈谈。”
这个突然提出的问题，一下子把李士群此次由上海而苏州，由苏州而南京所预谋的目的和盘托出了。
原来李士群这次是要借潘汉年这位著名的中共代表来为自己在汪精卫面前邀功的。
他故意搞了个小动作，让胡均鹤把潘汉年引到南京来，并使潘的南京之行公开化。
意在表明他有办法能够拉拢中共方面，来壮一下已经越来越孤立的汪精卫政权的声势。
让汪精卫对他更加倚重，也让他自己在和周佛海的斗争中多获得一点筹码。
潘汉年意识到这是李士群的一个预谋，实际上是用欺骗的办法把潘汉年弄到南京来，然后突然袭击，挟持潘汉年去会见汪精卫。
这简直是一种“鸿门宴”式的手腕，使潘汉年不能不格外警觉起来。
但是，潘汉年又意识到，事情既已到了这一步，断然拒绝去会见汪精卫是不明智的。
如果李士群的预谋失败，在汪精卫面前大失面子，就可能使他恼羞成怒，翻脸扣人，死心塌地地反共。
自己的安危固然不必多加考虑，但联络李士群，从他那里搞到敌伪情报，特别是当前有关“扫荡”根据地的情报，对于根据地的安危则事关重大。
决不能轻易地把事情弄僵而失去继续争取、利用李士群的机会。
另一方面，汪精卫目前的心情不好，日本人已经通过周佛海和重庆方面搞热线联系，他又让李士群出面找共产党，正表明了他的处境不妙。
他想会见中共代表人物，无非是想借此来向日本人显示他在政治上的能量，以增强日本人对他的信心。同时还可以借此加剧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和摩擦。
他还期望通过会见中共代表以造成一种他的某种开明、民主，能够联络与容纳对立党派的假象。
因此，潘汉年认为即使他去会见汪精卫，汪也不能把他怎么样，也不敢对外公开宣传什么。
于是，他决定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力争从李士群那里弄到情报。
在完成这一任务之前，不论出现了什么情况，只要自己的心中有数，掌握原则和分寸，那就没有什么龙潭虎穴不能去闯的。于是，他答应李士群去会见汪精卫。
当然，现在只能是当机立断，请示报告是来不及了。
当天下午，潘汉年由胡均鹤陪同驱车前往汪精卫的公馆。他们都已事先安排好了。
首先是由汪的秘书长陈春圃出面接待。在客厅坐了不大一会儿，汪精卫就从楼上下来。他和潘汉年握手之后，便坐下来开始谈话。
